明帝即位，尤见宠任：同加散骑常侍；进放爵西乡侯，资乐阳亭侯。太和末，吴遣将周贺，浮海诣辽东，招诱公孙渊。帝欲邀讨之，朝议多以为不可；惟资决行策，果大破之，进爵左乡侯。放善为书檄。祖诏命，有所招喻，多放所为。青龙初，孙权与诸葛亮连和，欲俱出为寇。边候得权书，放乃改易其辞：往往换其本文，而傅合之；与征东将军满宠，若欲归化。封以示亮，亮腾与吴大将步骘等，骘等以见权。权惧亮自疑，深自解说。是岁，俱加侍中、光禄大夫。景初年，辽东平定。以参谋之功，各进爵封本县：放方城侯，资中都侯。

〔一〕《资别传》曰：“资字彦龙。幼而岐嶷。三岁，丧二亲，长于兄嫂。讲业太学，博览传记。同郡王允，一见而奇之。太祖为司空，又辟资。会兄为乡人所害，资手刃报仇；乃将家属避地河东，故遂不应命。寻复为本郡所命，以疾辞。友人河东贾逵，谓资曰：‘足下抱逸群之才，值旧邦倾覆。主将殷勤，千里延颈；宜崇古贤桑梓之义。而久盘桓，拒违君命；斯犹曜和璧于秦王之庭，而塞以连城之价耳：窃为足下不取也！’资感其言，遂往应之。到，署功曹。举计吏，尚书令荀彧见资，叹曰：‘北州承丧乱已久，谓其贤智零落，今日乃复见孙计君乎！’表留，以为尚书郎。辞以家难，得还河东。”

〔二〕《资别传》曰：“诸葛亮出在南郑，时议者以为‘可因大发兵，就讨之’，帝意亦然。以问资，资曰：‘昔武皇帝征南郑，取张鲁；阳平之役，危而后济。又自往，拔出夏侯渊军，数言“南郑直为天狱中，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”，言其深险，喜出渊军之辞也。又武皇帝圣于用兵，察蜀贼栖于山岩，视吴虏窜于江湖，皆挠而避之。不责将士之力，不争一朝之忿；诚所谓见胜而战，知难而退也。今若进军就南郑，讨亮，道既险阻；计用精兵，又转运、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，凡用十五六万人，必当复更有所发兴。天下骚动，费力广大，此诚陛下所宜深虑。夫守战之力，力役参倍。但以今日现兵，分命大将，据诸要险；威足以震摄强寇，镇静疆埸，将士虎睡，百姓无事。数年之间，中国日盛，吴蜀二虏，必自疲弊。’帝由是止。时吴人彭绮又举义江南，议者以为‘因此伐之，必有所克’。帝问资，资曰：‘鄱阳宗人，前后数有举义者，众弱谋浅，旋辄乖散。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，言：“洞浦杀万人，得船千万，数日间船人复会；江陵被围历月，权才以千数百兵住东门，而其土地无崩解者：是有法禁，上下相奉持之明验也。”以此推绮，惧未能为权腹心大疾也。’绮果寻败亡。”

〔三〕《魏氏春秋》曰：“乌丸校尉田豫，帅西部鲜卑、泄归尼等出塞，讨轲比能、智郁筑鞬，破之。还至马邑故城，比能帅三万骑围豫。帝闻之，计未有所出，如中书省以问监、令。令孙资对曰：‘上谷太守阎志，柔弟也。为比能素所归信，令驰诏使说比能，可不劳师而自解矣。’帝从之，比能果释豫而还。”

〔四〕《资别传》曰：“是时，孙权、诸葛亮号称‘剧贼’，无岁不有军征。而帝总摄群下，内图御寇之计，外规庙胜之画，资皆管之。然自以受腹心，常让事于帝曰：‘动大众，举大事，宜与群下共之；既以示明，且于探求为广。’既朝臣会议，资奏当其是非，择其善者推成之，终不显己之德也。若众人有谴过及爱憎之说，辄复为请解，以塞谮润之端。如征东将军满宠、凉州刺史徐邈，并有谮毁之者；资皆盛陈其素行，使卒无纤介。宠、邈得保其功名者，资之力也。初，资在邦邑，名出同类之右。乡人司空掾田豫、梁相宗艳，皆妒害之；而杨丰党附豫等，专为资构造谤端，怨隙甚重。资既不以为言，而终无恨意。豫等惭服，求释宿憾，结为婚姻。资谓之曰：‘吾无憾心，不知所释。此为卿自薄之，卿自厚之耳！’乃为长子宏娶其女。及当显位，而田豫老疾在家。资遇之甚厚；又致其子于本郡，以为孝廉。而杨丰子，后为尚方吏；帝以职事谴怒，欲致之法，资请活之。其不念旧恶如此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