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康元年，蜀将孟达率众降。达有容止才观，文帝甚器爱之。使达为新城太守，加散骑常侍。晔以为：“达有苟得之心，而恃才好术，必不能感恩怀义。新城与吴、蜀接连，若有变态，为国生患。”文帝竟不易，后达终于叛败。黄初元年，以晔为侍中，赐爵关内侯。诏问群臣，令料“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”。众议咸云：“蜀，小国耳，名将唯羽。羽死军破，国内忧惧，无缘复出。”晔独曰：“蜀虽狭弱，而备之谋，欲以威武自强，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。且关羽与备，义为君臣，恩犹父子；羽死，不能为兴军报敌，于终始之分不足。”后备果出兵击吴。吴悉国应之，而遣使称藩。朝臣皆贺，独晔曰：“吴绝在江、汉之表，无内臣之心久矣。陛下虽齐德有虞，然丑虏之性，未有所感；因难求臣，必难信也。彼必外迫内困，然后发此使耳；可因其穷，袭而取之。夫日纵敌，数世之患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备军败退，吴礼敬转废。帝欲兴众伐之，晔以为：“彼新得志，上下齐心，而阻带江湖，必难仓猝。”帝不听。年，幸广陵泗口，命荆、扬州诸军并进。会群臣，问：“权当自来不？”咸曰：“陛下亲征，权恐怖，必举国而应。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，必自将而来。”晔曰：“彼谓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牵己，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别将；必勒兵待事，未有进退也。”大驾停住积日，权果不至。帝乃旋师，云：“卿策之是也。当念为吾灭贼，不可但知其情而已。”

〔一〕《傅子》曰：“初，太祖时，魏讽有重名，自卿相以下，皆倾心交之。其后孟达，去刘备归文帝，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。晔一见讽、达，而皆云必反，卒如其言。”

〔二〕《傅子》曰：“孙权遣使求降，帝以问晔。晔对曰：‘权无故求降，必内有急。权前袭杀关羽，取荆州四郡；备怒，必大兴师伐之。外有强寇，众心不安，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，故委地求降：一以却中国之兵，二则假中国之援，以强其众而疑敌人。权善用兵，见策知变，其计必出于此。今天下三分，中国十有其八。吴、蜀各保一州，阻山依水；有急相救，此小国之利也。今还自相攻，天亡之也。宜大兴师，径渡江袭其内。蜀攻其外，我袭其内，吴之亡不出旬月矣。吴亡则蜀孤。若割吴半，蜀固不能久存；况蜀得其外，我得其内乎？’帝曰：‘人称臣降而伐之，疑天下欲来者心，必以为惧，其殆不可！孤何不且受吴降，而袭蜀之后乎？’对曰：‘蜀远吴近，又闻中国伐之，便还军，不能止也。今备已怒，故兴兵击吴；闻我伐吴，知吴必亡，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，必不改计抑怒救吴，必然之势也。’帝不听，遂受吴降，即拜权为吴王。晔又进曰：‘不可！先帝征伐，天下〔十〕兼其八，威震海内；陛下受禅即真，德合天地，声暨四远：此实然之势，非卑臣颂言也。权虽有雄才，故汉骠骑将军、南昌侯耳。官轻势卑，士民有畏中国心，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。不得已受其降，可进其将军号，封十万户侯，不可即以为王也。夫王位，去天子一阶耳！其礼秩服御相乱也。彼直为侯，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；我信其伪降，就封殖之，崇其位号，定其君臣，是为虎傅翼也。权既受王位，却蜀兵之后，外尽礼事中国，使其国内皆闻之；内为无礼，以怒陛下。陛下赫然发怒，兴兵讨之。乃徐告其民曰：“我委身事中国，不爱珍货重宝，随时贡献，不敢失臣礼也。无故伐我，必欲残我国家，俘我民人子女，以为僮隶仆妾。”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。信其言而感怒，上下同心，战加十倍矣。’又不从，遂即拜权为吴王。权将陆议大败刘备，杀其兵八万余人；备仅以身免。权外礼愈卑，而内行不顺：果如晔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