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
建安五年，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〔1〕。策阴欲袭许〔2〕，迎汉帝〔3〕；〔一〕密治兵，部署诸将。未发，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〔4〕。

先是，策杀贡；贡小子与客，亡匿江边。策单骑出，猝与客遇。客击伤策，〔二〕创甚〔5〕。请张昭等谓曰：“中国方乱〔6〕；夫以吴、越之众〔7〕，三江之固〔8〕，足以观成败。公等善相吾弟〔9〕！”呼权，佩以印绶，谓曰：“举江东之众，决机于两阵之间〔10〕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各尽其心，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”至夜卒，时年二十六。〔三〕

权称尊号，追谥策曰长沙桓王；封子绍为吴侯，后改封上虞侯。绍卒，子奉嗣。孙皓时〔11〕，讹言谓奉当立〔12〕，诛死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官渡：地名。在今河南中牟县东北。

〔2〕许：县名。县治在今河南许昌市东。

〔3〕汉帝：指汉献帝。

〔4〕客：门客。当时的豪强大族往往养有大量的门客。这种门客的依附性强，地位仅比奴隶稍高，常充当主人的私家武装。

〔5〕创（chuāng）甚：伤势严重。

〔6〕中国：中原。

〔7〕吴、越：均先秦国名。这里指江东。江东是吴国和越国的故地。

〔8〕三江：长江下游众多水道的总称。

〔9〕相（xiàng）：辅佐。

〔10〕决机：扳动机柄。比喻选定克敌制胜的战机。

〔11〕孙皓（公元 242—283）：传见本书卷四十八。

〔12〕当立：应当立为皇帝。

【裴注】

〔一〕《吴录》曰：“时有高岱者，隐于余姚。策命出，使会稽丞陆昭逆之，策虚己候焉。闻其善《左传》，乃自玩读，欲与论讲。或谓之曰：‘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，无文学之才；若与论《传》而或云不知者，则某言符矣。’又谓岱曰：‘孙将军为人，恶胜己者；若每问，当言不知，乃合意耳；如皆辨义，此必危殆！’岱以为然，及与论《传》，或答不知。策果怒，以为轻己，乃囚之。知交及时人，皆露坐为请。策登楼，望见数里中填满。策恶其收众心，遂杀之。岱字孔文。吴郡人也。受性聪达，轻财贵义。其友士拔奇，取于未显；所友八人，皆世之英伟也。太守盛宪以为上计，举孝廉。许贡来领郡，岱将宪避难于许昭家，求救于陶谦。谦未即救，岱憔悴泣血，水浆不入口。谦感其忠壮，有申包胥之义；许为出军，以书与贡。岱得谦书以还，而贡已囚其母。吴人大小，皆为危竦；以贡宿忿，往必见害。岱言：‘在君则为君；且母在牢狱，期于当往；若得入见，事自当解。’遂通书自白，贡即与相见。才辞敏捷，好自陈谢，贡登时出其母。岱将见贡，语友人张允、沈3 ，令预具船。以贡必悔，当追逐之；出便将母乘船，易道而逃。贡须臾遣人追之，令追者：‘若及于船，江上便杀之！已过则止。’使与岱错道，遂免。被诛时，年三十余。”

《江表传》曰：“时有道士琅邪于吉，先寓居东方，往来吴、会。立精舍，烧香，读道书，制作符水以治病；吴、会人多事之。策尝于郡城门楼上，集会诸将宾客；吉乃盛服杖小函，漆画之，名为‘仙人铧’，趋度门下。诸将宾客三分之二，下楼迎拜之；掌宾者禁呵，不能止。策即令收之。诸事之者，悉使妇女入见策母，请救之。母谓策曰：‘于先生亦助军作福，医护将士，不可杀之。’策曰：‘此子妖妄，能幻惑众心；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，尽委策，下楼拜之：不可不除也！’诸将复连名，通白事，陈乞之。策曰：‘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，舍前圣典训，废汉家法律；尝著绛帕头，鼓琴烧香，读邪俗道书；云以助化，卒为南夷所杀。此甚无益，诸君但未悟耳。今此子已在鬼箓，勿复费纸笔也！’即催斩之，悬首于市。诸事之者，尚不谓其死，而云‘尸解’焉，复祭祀求福。”《志林》曰：“初顺帝时，琅邪宫崇诣阙，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，白素朱界，号《太平青领道》，凡百余卷。顺帝至建安中，五六十岁；于吉是时近已百年，年在耄悼，礼不加刑。又天子巡狩，问百年者，就而见之；敬齿以亲爱，圣王之至教也。吉罪不及死，而暴加酷刑；是乃谬诛，非所以为美也。喜推考桓王之薨，建安五年四月四日。是时，曹、袁相攻，未有胜负。按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，袁绍破后也，书云：‘授孙贲以长沙，业张津以零、桂。’此为桓王于前亡，张津于后死，不得相让，譬言津之死意矣。”

臣松之按：太康八年，广州大中正王范，上《交广二州春秋》，建安六年，张津犹为交州牧。《江表传》之虚，如《志林》所云。

《搜神记》曰：“策欲渡江袭许，与吉俱行。时大旱，所在熇厉。策催诸将士，使速引船，或身自早出督切；见将吏多在吉许，策因此激怒，言：‘我为不如于吉邪！而先趋务之？’便使收吉。至，呵问之曰：‘天旱不雨，道途艰涩，不时得过，故自早出；而卿不同忧戚，安坐船中，作鬼物态：败吾部伍，今当相除！’令人缚置地上，暴之，使请雨；若能感天，日中雨者，当原赦；不尔，行诛。俄而云气上蒸，肤寸而合；比至日中，大雨总至，溪涧盈溢。将士喜悦，以为吉必见原，并往庆慰。策遂杀之，将士哀惜，共藏其尸。天夜，忽更兴云，覆之。明旦往视，不知所在。”

按《江表传》、《搜神记》于吉事不同，未详孰是。

〔二〕《江表传》曰：“广陵太守陈登，治射阳；登，即瑀之从兄子也。策前西征，登阴复遣间使，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，图为后害，以报瑀见破之辱。策归，复讨登。军到丹徒，须待运粮。策性好猎，将步骑数出。策驱驰逐鹿，所乘马精骏，从骑绝不能及。初，吴郡太守许贡，上表于汉帝曰：‘孙策骁雄，与项籍相似；宜加贵宠，召还京邑。若被诏，不得不还；若放于外，必作世患！’策候吏得贡表，以示策。策请贡相见，以责让贡。贡辞无表，策即令武士绞杀之。贡奴客潜民间，欲为贡报仇。猎日，猝有三人，即贡客也。策问：‘尔等何人？’答云：‘是韩当兵，在此射鹿耳。’策曰：‘当兵，吾皆识之，未尝见汝等！’因射一人，应弦而倒。余二人怖急，便举弓射策，中颊。后骑寻至，皆刺杀之。”

《九州春秋》曰：“策闻曹公北征柳城，悉起江南之众，自号‘大司马’，将北袭许；恃其勇，行不设备，故及于难。”

孙盛《异同评》曰：“凡此数书，各有所失。孙策虽威行江外，略有六郡；然黄祖乘其上流，陈登间其心腹；且深险强宗，未尽归复；曹、袁虎争，势倾山海：策岂暇远师汝、颍，而迁帝于吴、越哉！斯盖庸人之所鉴见，况策达于事势者乎？又按袁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，而策以四月遇害；而《志》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拒于官渡，谬矣！伐登之言，为有证也。又《江表传》说策悉识韩当军士，疑此为诈，便射杀一人。夫三军将士，或有新附；策为大将，何能悉识？以所不识，便射杀之，非其论也。又策见杀在五年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，《九州春秋》乖错尤甚矣！”

臣松之按：《傅子》亦云曹公征柳城，将袭许。记述若斯，何其疏哉！然孙盛所讥，未为悉是。黄祖始被策破，魂气未反；但刘表君臣，本无兼并之志，虽在上流，何办规拟吴、会？策之此举，理应先图陈登；但举兵所在，不止登而已。于时强宗骁帅，祖郎、严虎之徒，擒灭已尽；所余山越，盖何足虑？然则策之所规，未可谓之不暇也。若使策志获从，大权在手；淮、泗之间，所在皆可都；何必毕志江外，其当迁帝于扬、越哉！按《魏武纪》，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，乃策未死之前，久与袁绍交兵，则《国志》所云不为谬也。许贡客，无闻之小人；而能感识恩遇，临义忘生，猝然奋发，有侔古烈矣。《诗》云：“君子有徽猷，小人与属。”贡客其有焉。

〔三〕《吴历》曰：“策既被创，医言可治；当好自将护，百日勿动。策引镜自照，谓左右曰：‘面如此，尚可复建功立事乎！’（推）〔捶〕几大奋，创皆分裂，（须臾）〔其夜〕卒。”《搜神记》曰：“策既杀于吉，每独坐，仿佛见吉在左右；意深恶之，颇有失常。后治创方差，而引镜自照。见吉在镜中，顾而弗见，如是再三；因扑镜大叫，创皆崩裂，须臾而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