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粲，字仲宣，山阳郡高平县人。曾祖父王龚，祖父王畅，都做过汉朝的三公。父亲王谦，当过大将军何进属下的长史。因为王谦是著名三公的后代，何进很想和他家结成姻亲，就让两个儿子同他见面，让他从中挑选一个做女婿。王谦没有答应。以后因病被免除官职，死在家中。

献帝西迁以后，王粲移居到长安。左中郎将蔡邕见到他后很是器重。当时蔡邕的才学闻名天下，在朝廷很受敬重，他家的门前经常是车辆马匹塞满街巷，他家的客厅经常是宾客满堂。一天，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口求见，急忙出迎，连鞋子穿倒了也顾不得正过来。王粲一进门，年纪又小，身材又矮，满屋子的人都很吃惊。蔡邕说：“这位就是司空王畅的孙子王粲，有非凡的才华，连我也比不上他。我家里收藏的书籍文章，将来要全部送给他。”

王粲十七岁的时候，司徒任命他为下属，皇帝又下诏任命他为黄门侍郎；王粲因为长安政局动乱，都没有赴任，而是南下荆州去投奔同乡刘表。

荆州牧刘表见他外貌平平而身体孱弱，举止随便而不讲究，不太看重他。刘表死后，王粲劝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太祖曹操。

太祖任命王粲为丞相掾，还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。不久，太祖在汉水边上设宴，王粲举杯向太祖敬酒说：“当今袁绍崛起于河北，倚仗兵多将广，志在兼并天下，他虽然爱招纳贤才却不能重用他们，所以那些出色的人才纷纷离他而去。刘表占领荆州，并没有兼并天下的大志，坐观时局变化，自以为可以效法慢慢奠定统治基础的周文王。避乱逃到荆州来的贤士，都是海内的俊杰；刘表却不善于任用他们，结果当荆州处于危难之际却无人帮助他。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时候，一下车就忙着整顿当地的军队，收录豪杰并任用他们，以此横扫天下。等到平定了荆州，又招引这里的贤才让他们担任官职。使天下人民归心，望风归附而愿意接受统治；文武人才一并任用，英雄都愿为您尽力。这是夏、商、周三代开国君王才能做到的事啊！”后来王粲升任丞相府的军谋祭酒。

魏国建立以后，他被任命为魏国宫廷的侍中。他博学多识，有问必答。当时旧的礼仪废弛，凡是需要重新制定制度，总是由王粲负责主持。

从前，王粲和友人同行，曾停下来阅读路边一座碑石上的文字。友人问他：“您能背诵吗？”王粲回答说：“能。”友人当即叫他转过身去背诵碑文，果然一字不差。一次，王粲看别人下围棋，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，他竟然能按原来的棋形把棋子重新摆好。下棋的不信他真有这样的能力，拿出一块手帕盖在棋盘上，让他在另外一个棋盘上重摆。王粲摆出来之后，旁观者把两副棋局互相比较，结果连一个棋子的错误也没有。王粲就有这样强的记忆力。他生来善于计算。做算术时，都能把问题解答出来。

他又擅长写文章，提起笔来一挥而就，根本用不着修改，当时的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构思好的；然而别人即使是反复精心思考，写出来的文章也无法超过他。他撰写了诗、赋、论、议将近六十篇。

建安二十一年（公元 216），王粲跟随太祖征伐孙吴。二十二年（公元217）春，病死在行军的路上，终年四十一岁。

他有两个儿子，后来因为受到魏讽谋反一案的牵连，都被处死，后代就断绝了。

当初，魏文帝曹丕还在当五官中郎将的时候，与弟弟平原侯曹植都很喜好文学。王粲与北海人徐幹（字伟长）、广陵人陈琳（字孔璋）、陈留人阮瑀（字元瑜）、汝南人应玚（字德琏）、东平人刘桢（字公幹）都是好朋友。

徐幹曾当过司空府的军谋祭酒和掾属，还曾当过五官中郎将府的文学侍从官员。

陈琳从前当过何进的大将军府主簿。何进想要杀掉宦官，他那当太后的妹妹不同意。何进就召集各地的猛将，让他们一同领兵赶往京城，想以此来要挟逼迫太后。陈琳劝阻何进说：“《周易》认为，要想猎取野鹿而又不要熟悉山林情况的虞人帮助，这是不能成功的事。谚语中也有‘掩目捕雀’的话。微不足道的动物尚且不能靠欺骗手段获取到，国家的大事还能用诈术去完成吗？如今将军总揽朝政，掌握兵权，像龙腾虎跃一般威武无敌，随心所欲。以这样的条件办您想办的事，无异于在大火炉上烧一根毛发，真是易如反掌。只要迅速采取行动，行使权力当机立断，虽然违反常规但却合乎道义，上天和百姓都会赞同和顺从；可您反而放弃主动权，征召其他的兵马进京，到时候大兵在京城会合，强者为雄，您这样做正好像倒拿兵器，授人以柄，不但事情肯定不会成功，恐怕还会造成祸乱的开端。”何进不采纳他的建议，结果自食其果。陈琳逃到冀州避难，袁绍让他负责草拟公文。

袁氏被打败后，陈琳归附了太祖。太祖对他说：“你当初为袁绍起草讨伐我的檄文，只列举我一个人的罪状也就可以了；憎恶邪恶只限于本人嘛，为什么还要加上我的祖父和父亲呢？”陈琳赶忙认了错，太祖爱惜他的才学，并没有加罪于他。

阮瑀年轻时是蔡邕的学生。建安年间都护曹洪打算让他为自己主管文书草拟，他却始终不愿屈从。太祖后来让陈琳和他一起担任自己司空府的军谋祭酒，主办公文。国家军政大事的文书通告，大多出自陈琳、阮瑀之手。以后陈琳调任丞相府门下督，阮瑀调任丞相府仓曹掾属。

应玚、刘桢分别被太祖任命为丞相府的属官。以后应玚转为平原侯曹植的庶子。后来又当过五官中郎将曹丕的文学侍从。

刘桢后来因为“不敬”的罪名被判了刑，刑满后重新当官。应玚和刘桢都撰有文赋数十篇。

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（公元 212）。徐幹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都死于建安二十二年（公元217）。

文帝曹丕在给元城县令吴质的信中说道：“去年疫病流行，亲戚故旧大多染上重病，徐幹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一时间都染病去世。纵观古今的文人，大都不拘小节，很少有人能以名誉节操自立于世。但是唯独徐幹能够兼有文才品德，恬淡寡欲，有许由那样不追求名利的高洁胸怀，真称得上是个德才兼备的君子啊。他所写的《中论》二十余篇，词意典雅，足以流传后世。应玚常常文采外露具有强烈的创作愿望，他的才学也足够著书立说；但是他美好的愿望却未能实现，很让人感到痛心和可惜！陈琳写起章表一类的公文来笔势相当雄健，只是文辞稍嫌有些冗赘。刘桢才气奔放，但还不够强劲。阮瑀的书信报告写得文情并茂，读来令人赏心悦目。王粲独自擅长于辞赋，可惜他的身体衰弱，不能振作起文章的气势。至于他辞赋中那些写得好的，就是古人也比他强不了多少。从前俞伯牙为钟子期之死而摔断琴弦，孔子为子路之死而倒掉肉酱，这是痛惜知音朋友难遇，哀伤优秀弟子难得啊。他们几位的成就只是比不上古人而已，但无疑都是一代俊杰。”

当时颍川郡的邯郸淳、繁钦，陈留郡的路粹，沛国的丁仪、丁廙，弘农郡的杨修，河内郡的荀纬等，也都很有文采，但不在以上这六人之列。

应玚的弟弟应璩，应璩的儿子应贞，都以文章著称。应璩官至侍中。应贞在魏元帝咸熙年间当过相国府军事参谋。

阮瑀的儿子阮籍，文才辞藻艳丽奔放。但是放荡不遵守礼教，为人恬淡寡欲，以庄周为楷模。官至步兵校尉。

当时还有谯郡人嵇康，文辞壮丽，喜好谈论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而且崇尚奇节，行侠仗义。到魏元帝景元年间，因事被处死刑。

魏明帝景初年间，下邳国人桓威，出身于家族势力孤单的小民家庭。十八岁时写成《浑舆经》，依照道家的学说来发挥自己的见解。起初担任齐国政府的门下书佐，司徒任命为下属吏员，后来当了安成县令。

吴质，济阴郡人。以文才被文帝曹丕看重，官至振威将军，被授与节杖，负责指挥河北战区各路军队，并封为列侯。

卫觊，字伯儒，河东郡安邑县人。小时候即聪明过人，以才学著称于世。太祖任命他为司空府掾属；后又担任茂陵县令、尚书郎的职务。

太祖征讨袁绍的时候，刘表声援袁绍，关中的各路将领又都保持中立。益州牧刘璋和刘表素有矛盾，卫觊以治书侍御史的身分出使益州，让刘璋出兵东下以牵制刘表的军队。到长安时，因道路不通，卫觊前进不了，于是就留下来镇守关中。

当时关中各地有很多还乡的老百姓，这里的将领纷纷把他们招来做自己的部下。卫觊就写信给荀彧说：“关中是个丰腴富饶的地方。前不久因为兵荒马乱，百姓流浪到荆州的有十多万户；听说老家已经安定下来，这些人都盼望着早日返回家乡。可是回来的人却找不到谋生的办法，各路将领便竞相招纳他们作为自己的部下。因为各郡县政府贫穷而力量不足，无法和他们抗争，所以各路军阀的势力就一天天强大起来。一旦有什么变故动荡，这些军阀就成了后患。盐，是国家的重要宝物，自战乱以来也失去控制。如今应该像从前那样设立专门的官员监督管理食盐销售，再拿盐业的收入买耕牛、农具；如果有归来的百姓，就把牛和农具发给他们，鼓励他们辛勤耕作，积累粮食，使关中重新富裕起来。远方的百姓听说了这些事，也一定会日夜兼程争先恐后地赶回来。再派司隶校尉留下来治理关中充当主官，那么就会逐渐削弱各路将领的势力，使地方官府和百姓日益富强。这可是加强自己的根本削弱异己力量的好事啊！”荀彧把卫觊的建议报告给太祖。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开始派谒者仆射监督管理制盐工场，又派司隶校尉在弘农县设立治所。等到关中各地服从朝廷之后，太祖才把卫觊召了回来，逐渐提升，最后担任尚书职务。魏国建立以后。卫觊任侍中，和王粲一起负责典章制度的制定。

文帝曹丕即魏王位后，他又任尚书。上任不久，他又改当汉朝的黄门侍郎，劝说献帝把皇帝位置禅让给魏王曹丕，并为献帝起草禅让的有关诏书。魏王曹丕受禅称帝，任命卫觊为尚书，封为阳吉亭侯。

明帝曹叡即位，卫觊晋封閺乡侯，食邑三百户。卫觊向明帝上奏说：“九章刑律，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；用它来断定罪行刑罚，内容非常微妙，不容易掌握。因此，治理一县的县令、县长，都应该懂得法律。刑法，乃是国家最为重视的一项制度，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却很轻视它；而执掌刑法的官员，老百姓的生命就掌握在他们手里，但是选用人才的官员对他们也不重视。国家政治的弊端，恐怕就是由此产生的。因此请求朝廷设置专门讲授法律的教官，让他们向有关的官员讲授这方面的知识。”这一建议很快就施行了。

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痛苦，而要他们提供劳役服务的工程却大量兴建。卫觊上疏进谏说：“要让人改变和磨炼性情，是强人所难的事，做臣子的敢这么说已经很不容易，而要做君主的接受意见就更难了。况且人们都喜欢富贵和荣华，厌恶贫贱和死亡，但是这四种情况，都由君主来控制掌握。君主喜欢谁谁就会富贵和荣华，君主厌恶谁谁就会贫贱和死亡；顺从君主的旨意就会受到喜欢，违背君主的心愿就会受到厌恶。因此做臣子的都争着顺从君主旨意而避免违背君主心愿；除了那些肯破家为国、甘愿冒杀身危险以促成君主德业完美的忠臣，谁愿意顶撞君主，触犯忌讳，进一句忠言，提一条意见呢？请陛下您留心观察，那么我说的这种情况您就可以看清楚了。如今议论政事的大都爱说好听的话。他们一谈起政治，就把陛下比作尧舜；一谈起军事，就把吴、蜀比作不堪一击的狸鼠。为臣认为情况并非如此。想当初汉文帝时，同姓诸侯强大了一点，贾谊尚且恐惧得认为形势险恶万分；何况现在天下分裂为三，人才效力，各为其主呢。那些归降的，也不愿意说是弃暗投明，都自称是受形势逼迫。这种状况，和战国时六国分治，实在是没什么区别啊。当今走一千里都不见人烟，幸存的百姓困苦不堪。陛下要是再不好生注意，国家就会凋敝衰落一蹶不振。礼仪规定，天子所用的器具要有金玉的装饰，饮食的菜肴要有八珍之类的美味；但是，一遇到荒年或战乱，就应该撤除减少珍美的食物和华丽的衣服。可见奢俭的调节，一定要看社会是丰饶还是贫困。武皇帝在世的时候，后宫里吃饭时只能有一种肉菜，衣服不用锦绣，褥垫不加花边，器物不涂红漆；因此才能够平定天下，造福子孙。这些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啊。当前应该做的大事，就是君臣上下，一起统筹计划，核查国库里的物资，量入为出。深思勾践发展人口的办法，还恐怕来不及，可是尚方署为宫廷制造的金银器物，数量和品种却不断增加。工人们不停地劳作，奢靡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厉害，国库里的财富一天比一天枯竭。从前汉武帝相信并寻求神仙，说是取云端的甘露再调和玉石的碎末一起喝下就能长生不老，因此树立承露盘承接高空的甘露。陛下通达圣明，每每非议讥笑这事做得荒唐。汉武帝取甘露是想长生，尚且被人指责；陛下不取甘露却下令把承露盘从长安搬到洛阳来，不能增添好处反而要花费很大的人力，这些确实应该请陛下好好考虑之后下令制止。”

卫觊历经汉、魏两朝，时常向皇帝进献忠言，大体就像这样。卫觊曾受命兼管本朝历史的撰述工作，还写成了《魏官仪》，总共撰写了几十篇文章。他还喜好书写古文、鸟篆、隶书等字体，几种书法都写得好。

建安末年的尚书右丞河南郡人潘勖，黄初年间的散骑常侍河南郡人王象，也和卫觊一同以文章著称一时。

卫觊死后，谥为敬侯。他的儿子卫瓘继承了他的爵位。咸熙年间卫瓘当过镇西将军。

刘廙，字恭嗣，南阳郡安众县人。十岁时，在课堂里顽皮游戏，颍川郡的名士司马德操抚摩着他的头说：“小孩啊小孩，‘应当培养品德懂得道理’，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

刘廙的哥哥刘望之，当时很有名气，荆州牧刘表任命他为从事。他有两个朋友，都因受人诋毁，被刘表杀害。他又因为进献忠言而不合刘表的心意，丢下任官的证件离职回家了。刘廙对他说：“从前赵简子杀了窦犨，孔子得知后回转车头不再去见他。如今兄长既然不能效法柳下惠随从大流与任何人都能相处，就应该学习范蠡迁移消隐到偏远的地方，坐在这儿白白地等刘表来害您，可不行啊！”刘望之不听从他的劝告，不久就被刘表杀害了。刘廙心中恐惧，急忙逃奔扬州，归附了太祖曹操。

太祖聘任他为丞相府的属官，后转任五官中郎将曹丕的文学侍从。曹丕很器重他，要他给自己写信时不必用隶书工楷誊正而可以用便捷的草书来书写。刘廙上书回答说：“当初以为尊卑有序，是礼仪的普通原则，因此谨守着臣下的本分，不敢使用草书。接到您严格的指示，确实理解您谦虚的本心；您并不炫耀自己的高贵身份，却看重贫贱之士的优点。如果郭隗不被燕昭王轻视，献九九小算法的人不被齐桓公忽略，那么像乐毅那样的人才自然会到来，领导诸侯的霸业也就会兴盛。亏损我一个普通人的节操，成就您高尚的美德，为臣虽然愚钝，又怎么敢推辞呢？”魏国刚建立时，刘廙出任黄门侍郎。

太祖在长安时，打算亲自带兵征蜀，刘廙上疏说：“圣人不因为自己有智慧而轻视普通人，帝王不因为说话者身份低微就完全不听对方的意见。因此，功业能够流芳千载的人，必定会比照近处的事来观察远处的事；智慧周密得足以自行决断一切的人，也会不耻下问，尽力博采众家之长。皮条和弓弦虽然都是不会说话的物品，但古代的西门豹和董安于却能用来警醒、纠正自己；为臣我才智浅薄，但是愿意把自己比作皮带和弓弦。从前乐毅能够以弱小的燕国打败强大的齐国，却不能以轻兵攻克即墨城，原因就在于为自己作了周密打算的人虽然弱小也必然坚不可摧，自己搞垮自己的人虽然强大却必然会一败涂地。自从殿下您起兵以来，三十余年，没有攻不破的对手，没有制不服的强敌。如今，您拥有全国的军队，百战百胜的军威，而孙权就敢凭借天险坚守，刘备就敢公开对抗。想他们手下的少数族部下，怎比得上袁绍在冀州的精兵；孙权和刘备的人口，怎比得上袁绍当时的基业。但是袁绍已经灭亡，而孙权、刘备却尚未被消灭；并非是我们的智慧和武力不如从前了，而是我们已从为自己周密打算的人变成了有意无意搞垮自己的人，形势地位完全发生变化了。从前周文王讨伐崇国时，三十天没攻下来；于是就退归本土勤修德政，崇国终于降服。当初秦国还是诸侯的时候，战无不胜，等到统一了天下，秦王当上了皇帝，平民们一阵大呼就把秦王朝摧毁了。这就是对外征伐耗尽力量，对内又不爱护体恤百姓的结果。为臣担心吴、蜀二敌的力量虽然比不上从前的六国，但是天下并不缺乏陈胜、吴广那样的人物；会不会出现秦末土崩瓦解的形势，这是不能不认真思考的事。天下的事有双重的得，也有双重的失：形势对我有利而我又能尽力争取，这就是双重的得；形势明明对我不利而我还要对着去干，这就是双重的失。为今之计，不如估量周边的险要地形，选择要害的地方据守；再挑选天下的精兵，布置在各地驻扎而一年替换一次不断更换驻军。这样，您就可以高枕在大厦之内，潜心思考治国的大计，鼓励农桑，推行节约。如此治理十年之后，就一定会国富民安了。”

太祖依然前去进攻汉中并写信回答刘廙说：“不但当君主的应该了解臣子，当臣子的也应该了解君主。如今您想要让我坐行周文王的德政，恐怕我不是这样的人啊。”

魏讽谋反，刘廙的弟弟刘伟被魏讽供了出来，按法律刘廙应当受牵连判死刑。太祖下令说：“从前叔向不因其弟弟羊舌虎犯罪而受牵连，这是古时候就有的制度啊。”特别宽恕了刘廙不受惩罚，把他任命为丞相府的仓曹属。刘廙上疏谢罪说：“为臣所犯的罪，理应诛家灭族。幸亏遇到天地的神灵，碰上时代带来的好运，扬汤止沸，使我幸免于死；就像已冷的烟灰又燃起火焰，已枯的树木重长出鲜花。万物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天地的施与，儿子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父母赐予的生命。为臣今后只能拼死为您效力，实在难以用笔来写出对您的感激。”

刘廙共撰写了几十篇文章，此外还和丁仪共同论述过刑法和礼仪，这些著作都流传于世。

文帝曹丕即魏王位以后，他出任侍中，赐爵为关内侯。黄初二年（公元221），刘廙去世，没有儿子。文帝让他的侄儿刘阜继承他的爵位。

刘劭，字孔才，广平郡邯郸县人。建安年间他充当本郡的计吏来到许都。碰上太史向朝廷报告说：“今年正月初一早晨将有日食。”刘劭当时正在尚书令荀彧的住所。在座的有几十人，听到这消息后，有的说应该撤销岁首的百官朝会，有的说应该把朝会推迟。刘劭却说：“梓慎、裨灶，都是古代优秀的史官，但是他们在预测水灾、火灾的时候，也会和实际的情况不符。《礼记》上说：诸侯一同朝见天子，进了宫门后有四种情况要中止朝见的行礼仪式，出现日食就是其中之一。但是按照圣人传下来的制度，并未规定有预测到反常的天象时事先要撤销朝见活动这一条；因为有可能到时候反常天象消除了，也有可能推算得不准确。”

荀彧觉得他说得有道理，于是指示朝会依旧按时举行。结果当天也并没有发生日食。

御史大夫郗虑准备任命刘劭为下属。碰上郗虑被免职，刘劭就当了太子舍人。后又升任秘书郎。

魏文帝黄初年间他先后担任了尚书郎、散骑侍郎。他曾受命汇集儒家五经和其他书籍中的内容，分门别类，编纂成《皇览》一书。

明帝曹叡即位后，他又出任陈留郡太守，推广教育和感化，受到百姓的称颂。他被征召入京担任骑都尉，与议郎庾嶷、荀诜等制定法令规章，编写《新律》十八篇，又撰写了《律略论》。后升任散骑常侍。

当时传闻公孙渊接受了孙权授予他的燕王称号，议政的大臣认为应当扣留公孙渊派来汇报行政情况的计吏，并且派兵去讨伐他。刘劭则认为：“当初袁尚和袁熙弟兄俩投奔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；公孙康把他们斩了，并把头颅献给朝廷，表明了公孙渊先辈对朝廷的忠心。再说这件事是真是假，还未能确知。古时候边远地区不服从，君主勤修德政而不急着征伐，是轻易不愿给老百姓增加负担。因此对公孙渊应当宽大，使他有机会改过自新。”后来，公孙渊果然斩了孙权派去的使臣张弥等人，并把他们的头颅献给朝廷。

刘劭曾经写了一篇《赵都赋》，颇受明帝的赞赏，下诏让他再写《许都赋》、《洛都赋》。当时魏国对外出动军队打仗，对内大兴土木建造皇宫。刘劭写后面两篇赋时，对君主进行了委婉曲折的劝谏。

明帝青龙年间，吴国的兵马围攻合肥城。当时魏军淮南战区的将士都在分批休假，征东将军满宠上奏请求派遣驻守京城的中军支援，并且急召休假将士，等大军集中后抗击敌军。刘劭认为：“敌人刚刚到达，用心专一而士气旺盛。满宠带着少数兵将在自己的阵地上抵抗，倘若立即进兵出击，不一定能制服敌人。满宠上奏中说要等待大军前来，这个计划并不算失策。我认为可以派五千步兵、三千精锐骑兵，在大军动身之前先出发；故意大肆宣传后上路，沿途虚张声势。骑兵到了合肥，要拉开队伍的距离，多设旗帜和战鼓，耀武扬威进逼城下；并且绕到敌军背后，准备断其退路，截其粮道。敌军听说魏国大军杀到，骑兵要切断了自己的后路，必定会震惊而逃走。这样，不用作战敌军就会败退。”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

等到魏军逼近合肥，吴军果然退兵。

当时皇帝曾下诏广求贤才。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说：“为臣观察散骑常侍刘劭，为人非常忠诚，勤于思考，生性擅长周密的计算。他所做的综合分析，都有清晰的条理；因此群臣不论才能大小，都可以在他那里取得有用的东西作为参考。品质诚实的人佩服他的平和端正，清静淡泊的人敬慕他的恬淡谦让，钻研天文历法的人称赞他的推算详密，执法审案的人知道他的量刑精确，喜欢思考的人知道他的思维深沉，擅长作文的人喜爱他的论著文辞，制定制度的人器重他的简明扼要，筹划谋略的人赞美他的洞察幽微。纵观这些人的评论，都着眼于他们自己所擅长但却只是刘劭次要优点的方面。为臣曾经多次倾听他高雅的谈话，阅读他切实的议论，时间越久佩服的感觉就越加深长，实在替国家器重他的才干。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该辅佐陛下处理军国大事，参谋于帏幄之中；与国家的命运一起兴隆，而不是世俗人士当中经常遇到的凡庸之材啊。希望陛下赏赐一个从容听取他议论的机会，使刘劭得以直接见到陛下，把自己的才华完全展现出来，那样，贤德的声音就会经常传送到您的耳边，您的光辉也会日益辉煌。”

明帝景初年间，刘劭受诏负责制定《都官考课》。刘劭完成任务以后上疏说：“根据实际的工作成绩来考核百官，是国家政治的大事。但是历代都未能实施，造成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有缺漏而没有补上，官员中能干的和不能干的互相混淆而无法分辨。陛下以上等圣人的宏图大略，痛惜朝廷基本制度的废弛，内心明察一切，发布英明诏书。为臣承蒙皇恩后豁然开朗，茅塞顿开，自主制定《都官考课》七十二条，又写了一篇解释性的《说略》。为臣学识浅薄，实在不足以充分弘扬您的旨意，编定这样重大的典章制度。”

刘劭还认为应该制定礼仪，创作音乐，以移风易俗，于是就写《乐论》十四篇；写完了还没来得及呈送上去，碰巧明帝去世。而《都官考课》也因此没能施行。

正始年间，刘劭曾为皇帝曹芳讲授儒经，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。他撰写了《法论》、《人物志》之类的著作共计一百余篇。刘劭死后，被追赠光禄勋的官衔，儿子刘琳继承了他的爵位。

与刘劭同时代的东海郡人缪袭也很有才学，著述很多，官至尚书、光禄勋。缪袭的朋友山阳郡人仲长统，汉朝末年当过尚书郎，早死。著有《昌言》，文辞很美值得一看。

散骑常侍陈留郡人苏林，光禄大夫京兆尹人韦诞，乐安太守谯国人夏侯惠，陈郡太守任城国人孙该，郎中令河东郡人杜挚等也都撰写文、赋，流传于世。

傅嘏，字兰石，北地郡泥阳县人。是汉朝名臣傅介子的后代。他的伯父傅巽，黄初年间做过侍中、尚书。傅嘏二十来岁就已远近闻名，司空陈群聘他为自己的下属。

当时散骑常侍刘劭正在制定《都官考课》，朝廷把有关文件下达到三公府进行评议，傅嘏就此提出反驳说：

我听说帝王制度宏大深远，圣人之道玄虚微妙。倘若不具备合适的才能，则圣人之道就难以体现。而是否能够把神圣的制度表现出来，全在乎人的才能如何。现今王朝的基本制度有所荒废而且多年没有恢复，微言大义埋没，六经有的散失有的出现毛病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圣人之道宏大深远而众人的才能无法弄明白的缘故。刘劭的考课，虽然想要追述前代考核官吏然后进行升降的制度，但是这些制度的条文都完全残缺散失了。现今能够从礼仪方面找到一点考课线索的，只有《周礼》。它曾说：外封诸侯，让全国各地护卫中央；内立百官，管理六个方面的政务；各地要交一定的贡品，官员要守一定的准则；百官各司其职，百姓各安其业。因此考核容易实行而官员的升降也易于决定。

我们大魏国上继百王，近承秦汉，在各项制度上，都没有重新建立或加入内容。自建安年间到青龙年间，武皇帝以非凡的军事天才平定祸乱，奠定皇朝基业；清扫凶逆，去除暴徒；军事行动不断，每天都忙不过来。等到先帝和陛下开始治理国家和军队时，权变和法规并用；百官军政兼通，根据需要采用政策，以应付政治需要。由于事务日益繁杂，而情况又有所改变，因此要把古代的典章制度施用于今日，就很难行得通了。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在于：制度的建立应该考虑长期适用，或许对近期的情况就不适合；而条令的制定是适应临时的需要，并不能流传后世。建立官位，分配职责，整顿治理百姓，这是治本；根据官职的名称来要求做出实际成绩，用现成的规章来纠察鼓励，这是治末。本还未治而先治末，不重视治国大政却把考课首先提上议程，恐怕是不容易区别贤愚，划出界线的。

从前的圣明帝王选拔人才，一律以他在本地的品行考察为依据，再让他在学校里讲解道理，品行完备的称为贤才，道理深广的称为能者。然后由乡官把贤才、能者推荐给君主；君主接纳他们后，让贤才出外担任地方行政长官，让能者在朝廷的机构中办理政事。这就是从前圣明帝王招收人才的标准和办法。当今从全国选拔人才时，都没有经过本地的举荐；而选拔人才的职责，也只由吏部尚书专门负责。吏部选择人才的根据也只是中正提供的人才等级、评语和家庭出身三项。如果依据等级和评语，实际的才能就看不出来；如果依据家庭出身，又忽视了个人的品德。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实行考课法，很难反映人才的真实情况。总之，要想制定朝廷的制度，确立国家的标准，很难做到正确和周详啊。

正始年间，傅嘏任尚书郎，后又升任黄门侍郎。当时曹爽主持国政，何晏为吏部尚书。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：“何晏外表宁静，但是内心喜欢投机取巧，贪图私利，不注意立身行事的根本。恐怕他一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，那时正直人士将会离开你们，而朝政也就会败坏衰微了。”何晏等人因此与傅嘏不和，借一点小事就把他的官职罢免了。后来他又被任命为荥阳郡太守，没有去上任。

太傅司马懿请他担任自己的下属从事中郎。曹爽被诛杀后，傅嘏出任河南尹，后又调任尚书。

傅嘏一直认为：“自从秦始皇开始废除分封诸侯实行郡县制后，设立官位分配职责，与古代的制度大不相同。汉、魏沿袭秦制，一直到今天。但是儒生学士，都想把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礼制糅合到现今的制度中去。然而礼制是要传之久远的，不一定适合临时的需要；具体事务常常和制度相违背，名和实不能相互吻合。历代都不能达到大治的原因，大概都在这一点。”他很想大规模改定官制，依据古代情况改正弊端，但是碰上朝廷连着发生大变故，未能如愿。

当时有人建议朝廷委派自己出兵进攻孙吴，提出建议的是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将军胡遵和镇南将军诸葛诞。但是，他们各自提出的计策并不相同。皇帝下诏让傅嘏谈谈看法，傅嘏回答说：“想当年吴王夫差战胜齐、晋二国，威震中原，最终还是死在姑苏；齐闵王向外扩张，拓地千里，最终还是自取灭亡。有善始不一定有善终，这是古代的明证。孙权自从击破关羽夺取荆州之后，志得意满，穷凶极恶，因此宣文侯司马懿生前曾作出进攻孙吴的宏大计划。如今孙权已死，把儿子托付给诸葛恪。假如他能够矫正孙权的残暴，去除吴国的苛政，使老百姓免遭困苦，暂时得到新政策的实惠，内外官员又能齐心协力，竭力避免覆灭的危险，这样虽然不能保证吴国永远保持完好，也足以在长江以南苟延残喘了。现在朝廷议论纷纷，有的说要径自渡过长江，横行于长江以南；有的说要四路并进，攻击吴国的城垒；有的说要在边境大规模屯田，寻找敌人的破绽伺机而动。这些确实都是破敌的常用办法。但是自从下令训练大军准备讨伐孙吴以来，前后已有三个年头，声势早已张扬出去，我们已经收不到突然袭击的效果了。而吴国作为我们的仇敌，也已将近六十年。他们自立为君臣，患难与共，又刚死了首领，上下忧虑。如果他们把战船部署在长江重要的渡口，修筑城池据守险要，那么所谓的泛舟渡江，横行于江南的计划，是很难实行的。只有在边境上驻军大规模屯田的办法，比较起来最可靠。屯田的军队进驻到前线，敌人就不敢来骚扰；前线军队吃自己生产的粮食，也不用派很多民工去运军粮；敌人一有破绽前线军队就立即出击，又用不着远调大军出征：这是军事上的当务之急。从前樊哙声言可带十万大军，横行于匈奴之中，季布当面指责他说大话欺骗皇帝。如今有人想越过长江，深入敌境，这很像从前樊哙的样子。不如严明法令训练士兵，制订万无一失的计划，作长远打算以对付苟延残喘的敌人，这才是必然成功的计划啊。”

后来吴国的大将诸葛恪攻破东关后，乘胜宣称要从海路杀向青州、徐州。朝廷准备防御，傅嘏认为：“淮河口的海域并不是敌军能够轻易渡过的。当年孙权派兵入海，就曾发生浪打船沉的灾难，没有几个人能够幸存。诸葛恪怎么敢把众多将士的命运寄托给海水，以谋求侥幸的成功呢？诸葛恪不过是要派遣会指挥水军的偏将，带领小部分军队从海路上溯淮水，在青、徐二州方向做出进攻的样子，以迷惑我们，他自己倒很可能集中兵力进攻淮南。”后来诸葛恪果然出兵企图攻占合肥新城，未能攻克而撤退了。

傅嘏时常谈论才能与品德的同异关系，钟会把他这方面的议论收集起来加以评说。嘉平末年，傅嘏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。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，他又晋封为武乡亭侯。

正元二年（公元 255）春天，毌丘俭、文钦造反，有人认为主持朝政的司马师不宜亲自带兵去讨伐，派太尉司马孚去就行了，只有傅嘏和王肃鼓励他亲自出马。司马师于是带兵前往，让傅嘏代理尚书仆射，与自己一起向东出发。毌丘俭、文钦的被击溃，傅嘏有出谋划策的功劳。

司马师在大军凯旋的途中突然病死，傅嘏与司马昭带领兵马直接回到洛阳，司马昭才得以继承哥哥司马师的权位辅佐朝政。事情经过记载在本书《钟会传》里。钟会因在这件事上有功劳而洋洋自得，傅嘏便劝诫他说：“您的志向大于您的才器，难以成就您所期望的功业，难道不应该谨慎些吗！”

傅嘏因功又晋封为阳乡侯，增加封邑六百户，和从前的加起来总共有一千二百户。这年傅嘏去世，终年四十七岁。被追赠为太常，谥为元侯。

他的儿子傅祗继承了他的爵位。咸熙年间，因为傅嘏在前朝功勋卓著，改封傅祗为泾原县子爵。

评论说：从前魏文帝曹丕和陈王曹植兄弟二人，以公子之尊，都非常喜欢文学；他们的倡导得到响应，一时间具有文才之士成批涌现，但只有王粲等六人最受称道和好评。王粲独自担任了侍中的要职，主持制定一代的制度，但他在性情恬淡寡欲和品德气度方面，还不如徐幹那样纯正。卫觊也因为通晓古代的典故，所以帮助魏文帝完成了受禅称帝的仪式。刘劭博览古籍，文采和内涵相得益彰。刘廙以清静而有洞察力著名。傅嘏则因为具有才能而又通晓时局变化上升到显要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