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邈，字景山，燕国蓟县人。太祖曹操平定河北之后，任命徐邈为自己丞相府军谋掾，让他尝试代理奉高县令，又入朝任丞相府东曹议今史。魏国初建立时，任尚书郎。

当时法令禁酒，而徐邈常常私下痛饮以至于大醉。校事赵达查问他本曹的公事，徐邈回答说：“中圣人。”赵达把这话报告给了太祖，太祖大怒。度辽将军鲜于辅劝说道：“平常爱喝酒的人把清酒称为圣人，浊酒称为贤人。徐邈性情素来谨慎，这次不过是偶然的醉话罢了。”徐邈竟因此而被治罪，幸好免除判刑。后来兼任陇西郡太守，转任南安郡太守。

魏文帝曹丕即位后，历任谯国相，平阳、安平二郡太守，颍川典农中郎将。所到之处都留下好名声，被赐与关内侯爵位。文帝驾临许昌，问徐邈说：“您还再‘中圣人’吗？”徐邈回答说：“从前子反因醉酒失职而自杀，御叔也因嗜酒贪杯而受罚。为臣的嗜好和这两人相同，不能自我警戒，时不时还要‘中’一次。不过，古时候的宿瘤以容貌丑陋受到人们的记述，而为臣却以醉酒被陛下您记在心中。”文帝大笑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果然名不虚传。”不久徐邈升任抚军大将军府的军师。

魏明帝考虑到凉州离内地很远，南面又直接和蜀国接壤，就任命徐邈为凉州刺史，持有节杖，兼任护羌校尉。到任后，正碰上诸葛亮率兵出祁山，陇右的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同时反叛。徐邈自行派遣参军和金城郡太守等攻击南安郡叛军，一举攻破。

河西地区少雨，经常苦于缺乏粮食。徐邈上奏朝廷得到批准后，修建武威、酒泉两郡的盐池，用盐来换取敌人的粮食；又广开水田，招募贫民租种土地，使得家家丰收，仓库中堆满了谷物。又支取州中军费的余额，用来购买金帛犬马，向中原朝廷进贡。同时逐步收缴民间的私人武器，统一放入库房保管。然后宣讲仁义，建立学校推行教育；禁止厚葬，取缔祭祀对象未经官方正式批准的祭祀活动；任用好人，斥退坏人。社会风气大为好转，百姓都衷心拥护他。与西域增加交往，远方少数族前来进贡，这些都是徐邈的功绩。

后来他因讨伐反叛的羌族首领柯吾有功，被封为都亭侯，食邑三百户，加授建威将军官衔。徐邈和羌族人打交道，不追究小的过失。如果他们犯了大罪，先通报部落首领，让他们知道；犯了死罪的斩首示众，因此人们都信服和畏惧他。凡是朝廷给他的赏赐，他都分给将士，从不收归己有，自己的妻子儿女却常常衣食不足。皇帝听说后很是嘉许，随时供给他家衣食物资。他惩治邪恶，纠正冤枉，州内秩序井然。

正始元年（公元 240），他回朝任大司农。升任司隶校尉，官员们都很敬畏他，后来因公事离职。接着任光禄大夫。几年后朝廷派使者到家里授给他司空官职。徐邈感叹说：“三公是讨论和制定治国大政方针的官员，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应当空缺，怎么能让我这个又老又病的人来担任呢？”于是坚决辞让不受。

嘉平元年（公元 249），他七十八岁，以光禄大夫的身份死在家中。朝廷按三公的礼仪规格安葬他，谥为穆侯。他的儿子徐武继承了爵位。

嘉平六年（公元254），朝廷追怀清高有节操的官员，下诏说：“表扬贤德的人，是圣明帝王重视的事情；推举善人以教育大家，对此孔子也很赞美。已故的司空徐邈、征东将军胡质、卫尉田豫，都曾在汉朝任职，又侍奉我朝四代君主；出外则统领军队，入朝则辅佐政事，忠清为公，忧国忘私，不置家产，身死之后，家里没有多余的财物。朕特别赞赏他们。现赐给徐邈等人的家属粮食二千斛、钱三十万，特此公告天下。”

徐邈同郡的韩观，字曼游，有见识和才干，名声与徐邈媲美，而在孙礼、卢毓之上。他曾任豫州刺史，很有政绩，死在任上。

卢钦著书时，称赞徐邈说：“徐公志向高远，行为廉洁，才能多，气势猛。他的为人，清高而不过分，廉洁而不孤傲，才能多而不一一炫耀，气势猛而能宽容他人。圣人认为做人要达到清高的境界很难，而徐公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。”有人问卢钦：“徐公在武帝曹操的时候，人们认为他为人通达；自从当了凉州刺史和回朝任职后，人们又认为他为人孤傲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卢钦回答说：“以前毛孝先、崔季珪等人主事，看重清廉朴素的人，当时人都改换车辆服饰以追求高名，而徐公却不改常态，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。近来天下崇尚奢靡，竞相仿效，而徐公仍然一如既往，不随流俗，所以从前的通达，就变成今天的孤傲了。这是世人变化无常，而徐公为人却是始终如一的啊。”

胡质，字文德，楚国寿春县人。少年时即与蒋济、朱绩闻名于江淮之间，并在本州、郡政府做事。蒋济任扬州别驾，受命去见太祖曹操。太祖问：“胡通达，是一个有道德而性情温和的人，有子孙没有？”蒋济说：“有个儿子叫胡质，气度谋略不及他父亲，但是在公务处理的精密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于是太祖任命胡质为顿丘县令。

县里有个叫郭政的人与堂妹通奸，杀死堂妹夫程他。郡政府的办事员冯谅作为证人关在监狱。郭政和其堂妹都忍住拷打隐瞒抵赖罪责，而冯谅忍受不了拷打的痛苦，被迫承认自己诬陷他人，反过来要承受本应加给被告郭政的刑罚。胡质到任后，注意观察有关人员的神情脸色，重新深入审问此案，在事实面前罪犯终于供认了全部罪行。胡质入朝任丞相府的东曹议令史。

他家乡所在的扬州又请他任治中。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矛盾。张辽见到扬州刺史温恢，请温恢把胡质转让给自己做下属，胡质称病推辞。张辽对胡质说：“我对您很倾慕，为什么辜负我的厚意呢？”胡质说：“古人对待朋友，看他多取利益也深信他不贪婪，看他临阵逃跑也深信他不怯懦，听到流言并不相信，这样的交情才可以长久。武周本是文雅之士，以前您对他赞不绝口，而今只为一点小矛盾，就酿成仇怨。何况我胡质才智浅薄，怎么能和您长久保持友好呢？因此我不愿意从命。”张辽受到触动，重新与武周和好。

太祖召胡质任丞相府下属。

魏文帝黄初年间他转任尚书吏部郎，出任常山郡太守，又调任东莞郡太守。士兵卢显被人暗杀，胡质说：“这个人没有仇家而有一个年轻的妻子，大概因此而死吧？”于是逐一召见与卢显相邻居住的年轻人。在官府抄写文书的小吏李若接受询问时神情反常，胡质深入追问，李若只得自首，罪犯终被抓住。每当胡质因建立军功得到朝廷的赏赐，都分给部下，从不带回家中。在郡任职九年，官民安定，将士效力。

他升任荆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官衔，封关内侯。孙吴大将朱然包围樊城，胡质率军轻装赶赴樊城援救。人们认为，敌军强盛不能靠近。胡质说：“樊城地势低下，兵力又少，所以应当进军给予外援。否则，樊城就危险了。”于是指挥兵马逼近敌人包围圈，城中军民这才安定下来。

不久他升任征东将军，持有节杖，指挥青州、徐州各路军队。他大兴屯田以积蓄粮食，积蓄的粮食够吃两年以上。又设置用来瞭望和防守的东征台，让士兵一面种田一面守卫。又修建河渠通往各郡，便利船只来往，严密设置防备以待来犯之敌。从此海滨地区趋于平静。胡质性情沉稳实在，内心对一切都看得清楚明白，不以自己的节操要求其他人，因此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怀念。

他在嘉平二年（公元 250）去世，死后家无余财，只有朝廷所赐的衣物和书籍而已。他下属的军师把情况上报，朝廷追封他为阳陵亭侯，食邑一百户。谥为贞侯。他的儿子胡威继承了爵位。

嘉平六年（公元 254）。皇帝下诏褒扬胡质清高的品德，赐给他家钱粮。事情经过记载在本书《徐邈传》中。胡威在咸熙年间官至徐州刺史，有突出的政绩，历任三个郡的太守，所到之处都留下好名声，死在安定郡。

王昶，字文舒，太原郡晋阳县人。少年时与同郡的王凌都很有名。王凌年长，王昶把他当作哥哥对待。魏文帝曹丕当太子时，王昶先任太子文学，后升为太子中庶子。

曹丕即帝位后，王昶从散骑侍郎转任洛阳典农。当时京城洛阳周围树木成林，王昶勉励百姓，开垦了很多荒地。后升任兖州刺史。

魏明帝曹叡即位，他加任扬烈将军，受封为关内侯。王昶虽然在外地做官，但是心中关心朝廷政治。他认为曹魏紧接在秦、汉衰落时期之后建立，法制苛刻而又琐碎，如果不以从前圣明帝王的风范为标准大改国家制度，要想达到政治和教化振兴，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他撰《治论》，大体上依照古代制度，取其合乎当前政治需要的内容，写了二十多篇。又著《兵书》十多篇，论述用兵中一般原则和特殊手段的运用，青龙年间上奏到朝廷。

他为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名字时，都依据谦虚和诚实，表现自己的志趣：所以他哥哥的儿子，一个叫王默，字处静，一个叫王沈，字处道。他自己的儿子，一个叫王浑，字玄冲，一个叫王深，字道冲。他又写信训诫他们说：

作为儿子，最重要的事情是珍爱自己的身体，养成各种好品行，让父母享受荣耀。这三件事人人都知道很好，可还是有人身死家破，陷入灭亡的灾祸当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学习效法的不是正道。孝敬仁义，是各种品德当中最重要的，也是立身社会的根本。讲究孝敬，家族内部才会安定；讲究仁义，才会受到乡亲们的尊重。这说明自身的品德修养好了，名声自然会传到外边去。人如果不切实培养品德，舍本逐末，就有可能相互吹捧，就有可能结成帮派；相互吹捧会被人视为虚伪，结成帮派则有可能酿成矛盾。这两方面的鉴戒，可以说是非常清楚。但是仍然有很多人重蹈覆辙，更加疯狂地舍本逐末，这都是受到一时虚名和眼前小利的迷惑蒙蔽而导致的恶果。富贵和声名，谁不喜欢呢？但是君子有时候得到了却不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而得来的名利。人生值得担忧的事是只知进而不知退，只知欲望而不知满足，所以才会遭到困辱，才会产生悔恨。常言道：“如果不知足，得到的也会失去。”所以知足的人总是富足。观察过去的成败，预见将来的吉凶，我看那些追名逐利、欲壑难填的人，没有谁能保持家族不衰而能长久享有福禄的。我希望你们立身处世，要遵从儒家的教诲，又信奉道家的原则，所以用玄、默、冲、虚来给你们起名字，想使你们顾名思义，不要违背。在古代，盘盂上铸有铭文，几杖上刻有告诫，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见它们，使自己不会有越轨行为；更何况是取成自己的名字，能不随时劝勉自己吗？

大凡事物成长得快则衰亡也快，成就得慢才会有好的结果。清晨开花的草，到晚上就要凋谢；而松柏的茂盛，在严冬也不会枯萎。所以大雅君子不喜欢速成，孔子曾因此发出过劝戒。

从前晋国的范匄在秦国客人面前显示才能，被他的祖父武子打了一顿，还把他的发簪折断，就是因为范武子厌恶范匄掩盖了别人的才能。人有优点很少不自夸的，有点能耐很少有不自傲的。自夸就会掩盖别人的优点，自傲就会盛气凌人。掩盖别人的人，别人也会掩盖他；盛气凌人的人，别人也会凌驾在他之上。所以晋国的郤锜、郤犨、郤至三人，被自己得罪的人反对而死于非命；王叔与人争权夺利，最后成为周朝的罪人。这不正是自夸自傲喜欢争夺名利的结果？所以君子不称赞自己，不是为了表示谦虚，而是厌恶掩盖别人的优点。人如果能够以屈为伸，以让为得，以弱为强，才会万事顺遂。诋毁和赞誉他人，是产生爱和恨的根源，是决定祸与福的关键，所以圣人对此特别谨慎。孔子曾说：“我对于别人，诋毁了谁赞誉了谁呢？如果有所赞誉，一定会有根据。”又说：“子贡爱讥评别人。难道你端木赐就够好了吗？我倒没有闲空去讥评别人。”像孔子这样有德的圣人，还如此谨慎，平庸之辈又怎么能随意诋毁和赞誉别人呢？从前，伏波将军马援告戒他的侄儿说：“听到别人的坏处，应当像听到自己父母名字一样忌讳，耳朵可以听，嘴巴却不能传出去。”这个告诫真是至理名言。别人如果诋毁自己，应当退下来反省自己。如果自己确有值得别人诋毁的举动，别人的诋毁就是恰当的；如果自己没有什么过错，那么别人的诋毁就是虚妄的。既然恰当，就不要埋怨别人；即使是虚妄，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危害，何必反转去报复呢？再说听见别人诋毁自己之所以会发怒，是厌恶得到坏名声，与其让人家更起劲地诋毁你，还不如沉默而修养自身。谚语说：“解除严寒的最好办法是穿上厚裘衣，制止别人诽谤的最好办法是自己修养品德。”这话确实很对。如果碰上喜欢搬弄是非的人，特别是那些凶狠险毒的人，距离近了都危险，更不用说与他们面对面地争论是非曲直了，这样做的祸害大得很啊。

那些虚伪的人，言论不遵循道义，行为不符合自己的言论，他们的浮浅是比较容易识别的；可惜世人多被他们所迷惑，原因就在于没有认真检查他们的言行。最近济阴郡人魏讽、山阳郡人曹伟，都因为做事邪恶而被处死。他们迷惑世人，心怀奸邪，煽动年轻人做坏事。虽然他们被诛杀，成为对世人非常明显的警告，但是他们对风气造成的污染，确实是不小，可要谨慎啊！那些甘心居于山林的隐士，像伯夷、叔齐之流，宁可饿死在首阳山，还有像介子推那样安心烧死在绵山也不愿出仕的人。虽然他们的行为可以警戒贪婪和激励风俗，但是圣人孔子不赞成这样做，我也不愿意你们去效法。

你们的先人，世代做官，崇尚仁义，为人谨慎，讲究孝悌，勤奋学习。我和世人交往，虽然大家有的出门做官有的在家闲居情况各有不同，但都会从对方身上学到一些东西。颍川郡的郭伯益，为人通达，聪敏而有智慧。可是他气度还不够宽广，过于轻率高傲，碰到他所喜欢的人他会十分敬重，碰到他不喜欢的人他会十分轻视。我因为和他相知，所以彼此来往密切，但不希望你们仿效他。北海国的徐伟长，不求高名，不喜欢随便得到好处，淡泊处世，一心研习道义。即使他有所批评，也都假托古人来表示意见，从不直接对人进行褒贬。我很敬重他，希望你们向他学习。东平国的刘公幹，学问广博而有出众的才能，既有忠诚的节操又有远大的志向，然而他的性情和品行不很端正，很少有约束和顾忌，优点和缺点正好相互抵消。我很喜欢和看重他，但不愿你们企慕他。乐安国的任昭先，性格淳朴，遵循道义，内心聪敏而对人宽恕，谦逊忍让，不逃避困难和艰苦的环境，看起来好像胆怯却能见义勇为，在朝当官公而忘私。我和他友好亲善，希望你们以他为榜样。如果你们对我讲的道理能加以引申，触类旁通，你们也就能举一反三了。具体说来也就是：分财产首先应考虑家族其他成员，施舍时要注意周济那些急需的人，出入故乡要慰问老年长辈，议论时注意不要贬低别人，做官要尽忠尽节，选取朋友要重视他的实际表现，处世要戒骄戒淫，贫贱时切勿忧愁，进与退要想到是否合乎时宜，做事之前要反复思考。如此而已。你们如果这样做了，我还有什么忧虑呢？

青龙四年（公元236）魏明帝下诏说：“朕想收罗人才。凡是具有才智擅长文章，能深谋远虑，预见一切，观察力强，筹划一定有结果，计谋总是能成功，办事谨慎小心，为人清廉沉静，自强不息，一心为公的人，不管年龄大小，不管出身贵贱，九卿和校尉以上的官员各推荐一人。”太尉司马懿推举王昶应选。

正始年间，王昶任徐州刺史，封为武观亭侯。又升任征南将军，持有节杖，指挥荆州、豫州各路军队。王昶认为：“国家总是有人的，但是战争未必总是胜利；地势的险峻是不变的，但是防守的形势不能长久不变。而今自己屯兵宛县，离襄阳有三百多里，各军分散驻扎，水军的船只在宣池停留，襄阳前线一旦有紧急情况，来不及前往援救。”于是上表请求把自己的治所向南迁到新野县，又在三州口训练水军，广开农田，积蓄了大量的粮食。

嘉平初年，太傅司马懿杀死曹爽之后，上奏请求朝廷向大臣广泛询问政事得失。王昶陈述了五个政治要点：“第一，崇尚道义加强教育，制止年轻人拉帮结派，让达官贵人的子弟进入太学学习。第二，设立官员考核制度，考核就是准绳，不可能丢掉准绳来判断曲直，也不可能废除升降制度而空论官员是否胜任职务。第三，让官吏任职的时间长一些，有政绩的要升官赐爵。第四，精简官员，按规定数额发放俸禄而不打折扣，用廉耻激励他们，不让他们和老百姓争利。第五，杜绝奢侈，倡导节俭，使官员的服饰有别，上下有序，储备粮食布帛，让人们返璞归真。”

皇帝下诏褒扬王昶的建议，又让他制定考核百官的制度。王昶认为：“唐尧、虞舜时代虽然有升、降官吏的文字记载，但是如何考核官吏的具体方法并未流传下来。周朝规定执政的大臣所应履行的职责时，有考核官员政绩然后进行诛杀奖赏这一条，但又没有说明如何进行一年一次的具体考核。由此看来，圣明君主很明白如何任用贤人：只是大略提出升降官员的体制，而把具体工作委托给执政大臣去做；自己只总揽大政方针，而对官员是否胜任职务却清清楚楚。”他的意思大致就是这样。

嘉平二年（公元 250），王昶又上奏说：“孙权放逐贤良大臣，嫡子孙和与庶子孙霸争夺继承人位置，可以乘他们出现问题而制服吴、蜀二国。白帝城与夷陵县之间，黔、巫、秭归、房陵等县都在长江北岸，其民众与新城郡连接，可以出兵袭取。”

于是朝廷派新城郡太子州泰袭击巫、秭归、房陵三县，荆州刺史王基指向夷陵，王昶则进攻江陵。王昶到达江陵之后，在长江两岸用粗竹索做索桥，渡江袭击敌军。敌人逃到南岸，又开通七条道路来进攻。王昶让弩箭同时发射，孙吴大将施绩在夜里逃进江陵城，王昶指挥追杀了数百敌兵。

他想把敌人引到平坦的原野上与之决战，于是先派五支军队沿大路撤退，让敌人看见后感到高兴，同时又派骑兵拿着缴获的战利品，在江陵城的四周跑来跑去向敌人显示以激怒敌人，暗中却设置伏兵等待时机。施绩果然派兵追赶，王昶指挥伏兵发起猛攻，大获全胜。施绩逃跑，他手下的大将钟离茂、许旻被杀。王昶缴获敌人大量铠甲、旌旗、战鼓、珍宝、武器，整顿大军之后凯旋。王基、州泰都立下战功。于是王昶升任征南大将军，仪仗队的规格与三公相同，晋封京陵侯。

毌丘俭、文钦反叛，王昶率兵抵抗有功，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和关内侯，他本人升任骠骑将军。

诸葛诞反叛，王昶占据夹石逼近江陵，牵制着孙吴将领施绩、全熙，使他们不能援救东面的诸葛诞。诸葛诞被诛杀后，皇帝下诏说：“从前孙膑帮助赵国，设计直趋大梁。现在王基率领军队在诸葛诞的西面向前推进牵制敌人，也促成了东征的胜利形势。”于是增加王昶封邑一千户，加上以前的共有四千七百户。他又升任司空，依旧持有节杖并指挥各军。

甘露四年（公元 259）王基去世，谥为穆侯。他的儿子王浑继承了爵位，咸熙年间任越骑校尉。

王基，字伯舆，东莱郡曲城县人。少年丧父，与叔父王翁一起生活。王翁细心抚养他，他也以孝顺著称。十七岁这年，郡里征召他为办事员，他对这个工作不喜欢，提出辞职，进入琅邪郡境内游学。

黄初年间，他被本郡太守举荐为孝廉，朝廷任命他为郎中。当时，青州刚刚平定，刺史王凌特意上奏，请求让自己任命王基担任青州政府的别驾。后来朝廷召王基为秘书郎，王凌再次请求让他回青州任职。不久，司徒王朗任命王基为下属，王凌不放。王朗上书弹劾王凌说：“古时候凡是诸侯国卿大夫的家臣中有优秀的，就把他们提升为诸侯国君主的辅佐；诸侯国君主的辅佐中有优秀的，就把他们提升为天子的朝臣，所以诸侯有进贡人才的礼仪。而今青州先是任用宿卫皇宫的郎中，后又留着朝廷的秘书郎不放，真是很少听说过。”就这样王凌还是不放。王凌之所以在青州流传美名，也和王基的辅佐协助有关。

大将军司马懿任命王基为下属，还未到任，朝廷又提升他为中书侍郎。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殿，百姓劳苦，王基上疏说：“我听说古人用水来比喻百姓，说是‘水可以承载舟船，也可以覆没舟船’。处于百姓之上的天子，不能不随时戒惧。百姓安逸，他们就不会仇视当局；如果生活痛苦，他们就会想犯上作乱。因此，先代圣明帝王的生活都很俭朴，为的是防止祸患发生。从前颜渊批评东野子驾驶马车，说他在马的气力耗尽时仍然驱赶不止，因此知道他将失败。而今从事修建宫殿的民工很是劳苦，男女分离而不能成家。希望陛下能深思东野子的教训，留心舟船和水的比喻，让奔驰的马匹在气力未耗尽前先休息一下，让从事劳役的百姓在还未累倒之前先能够喘一口气。从前汉朝拥有整个天下，到汉孝文帝时，只有同姓诸侯力量过强这一点值得担心，而贾谊仍然深感忧虑说：‘现今的形势好比是把火放在柴堆的下面点燃而在上面睡觉，还自以为很安全。’眼下吴、蜀大敌还未消灭，猛将拥兵在各地，约束他们则无法对付敌人，长久下去，又成为留给后人的隐患。在这盛明的时期，不专心考虑消除祸患，如果以后子孙能力不强，国家可就危险了。假如能使贾谊再生，他的忧虑一定比过去更加深沉实在啊。”

散骑常侍王肃撰写各部儒经的解说，又评论朝廷礼仪，他常常修改郑玄的旧说，而王基则坚持郑玄的解释与王肃争论。王基出任安平郡太守，因公去职。

大将军曹爽请他任府中的从事中郎，后又出朝任安丰郡太守。安丰郡邻接孙吴敌国，王基治理时清廉严明，很有威风和德泽，他加强防备，敌人不敢进犯，被加授讨寇将军职务。

孙吴曾在建业集中大军，放出风声说要攻打扬州，刺史诸葛诞让王基作出判断。王基说：“以前孙权两次进攻合肥，一次进攻江夏，其后全琮出兵庐江，朱然袭击襄阳，全都未能得手，只得退回。而今陆逊等名将已死，孙权也垂垂老矣，家族内没有贤德的继承人，朝中又缺乏领头的谋臣。孙权亲自率兵出击则担心内部突然发生变故，各种矛盾一齐爆发而导致崩溃；若派将领出征，老将差不多都死光了，新将他又不信任。这一次对方不过是想捞一点局部的好处，以便保护自己而已。”后来，孙权终究没有领兵出击。

当时魏国由曹爽专权，风气衰败，王基撰写《时要论》来讥讽时事。因为得病，离任回到都城，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又出任河南尹。还没有举行任命仪式，曹爽被杀，因为王基曾经是曹爽的下属，也照例免职。同年王基任尚书，出朝任荆州刺史，加授扬烈将军职务，随征南将军王昶讨伐孙吴。王基单独率领一支人马前往夷陵袭击步协，步协紧闭城门坚守。王基做出进攻的架势，暗中却分兵袭取对方位于雄父的粮仓，缴获谷米三十余万斛，俘虏敌方的安北将军谭正，接纳投降的敌兵有数千人。王基把这些降民带到自己的辖境内安置，为此设立了夷陵县。王基因功被赐予关内侯爵位。他又上表朝廷请求修筑上昶的城池，作为江夏郡的新治所，以进逼孙吴的夏口，从此，敌人不敢轻易渡过长江。他严明制度，整顿军队，推广农业，修复学校，南方人士无不称赞。当时朝廷商议要大举伐吴，下诏让王基考虑适当的进攻计划。王基回答说：“出兵而不能取得成功，不仅威风丧尽，而且还耗费钱财，所以必须考虑周全才行动。如果不能凭借通畅的河流聚积粮食，做好水战的准备，即使屯兵江北，也无法渡过长江。现今江陵有沮水、漳水两条河流，灌溉良田数以千亩计算。安陆县周围，也有池塘和大片沃野。如果水军和步兵都在此进行屯田，积累充分的储备，然后出动大军直指江陵、夷陵，分兵占据夏口，沿沮水、漳水，用船载运粮食顺流而下。敌军知道我方具有持久作战的优势，那么顽抗的久必然变得沮丧，有心弃暗投明的人则会信心百倍。这时再联合孙吴境内的少数族从其内部发动攻击，我们的精兵强将从外部征讨，则夏口以西的敌人据点一定可以攻下来，长江以南的各郡也都守不住了。如此一来，吴、蜀两国的交往被截断，相互不能联合，孙吴只能束手就擒。不这样办的话，出兵是否有利，恐怕难以断定。”于是朝廷打消了出兵的念头。

司马师刚刚执掌朝政，王基上书告戒说：“天下极大，政事极多，您确实不能不兢兢业业，勤恳谨慎。志向端正，就不会滋生各种邪念；心情安静，处理政事就不会急躁；深思熟虑，政令就不会杂乱；亲近重用忠良，远近人民就都会一致服从。因此，要使远方归顺，关键在于自身；要使民众平定，也全在于自己如何用心。许允、傅嘏、袁侃、崔赞等都是现今的正人君子，有忠诚正直的品质，没有放纵多变的内心，是可以一起处理政事的人。”司马师接受了王基的忠告。

高贵乡公曹髦即皇帝位，王基晋爵为常乐亭侯。毌丘俭、文钦造反，朝廷任命王基为代理监军，持有节杖，统领许昌地区的军队，正好与司马师在许昌会合。司马师问王基：“您估计毌丘俭等会怎么样呢？”王基说：“淮南的反叛，不是当地的官吏百姓想作乱，而是他们受到毌丘俭等人的威胁，怕马上被杀，所以临时凑在一起罢了。如果大兵进逼，必然土崩瓦解。毌丘俭、文钦的头颅，不到一个早上就会悬挂在军门前面了。”司马师说：“很好。”于是派王基打先锋。

很多人认为，“毌丘俭、文钦勇悍异常，很难与他们对抗”。朝廷便下诏让王基停止进军。王基却认为：“毌丘俭等人本来可以长驱直入，但是至今没有推进，说明他们的欺诈虚伪已经暴露，部下产生了疑虑。我们不在这时张扬威势以满足人民的愿望，反而停军不前，修筑营垒；好像我们心中怯懦，这不是用兵的办法。如果他们大量挟持民众，其中包括我们州郡兵士的家属，那么州郡兵士就会产生背离之心；而受毌丘俭所胁迫参加造反的人，觉得自己罪责深重，也不敢再逃出。这样就使我们的州郡军队发挥不了作用，反而可能为造反作乱者帮忙。如果孙吴军队再趁机出兵，淮南的大片国土就要被敌人占据了。这样一来，谯郡、沛国、汝南郡甚至整个豫州，必将面临危险不能安定，这是最大的失策。现在大军应当赶快占据南顿县，南顿有大粮仓，足够军队吃上四十天。凭借粮食坚守城池，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，这是平定叛贼的关键措施。”王基反复请求，朝廷这才让他向前推进占据㶏水。

到了以后，王基又上奏说：“兵贵神速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拖延。而今外有强敌，内有叛臣，如果再不当机立断，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就难以预测了。现在人们都认为军队的指挥者要持重；持重当然是对的，但是停滞不前就不对了。持重决不是按兵不动，而是推进时不能让敌方前来侵犯占到便宜。而今我们只占据矮墙，依靠壁垒，把南顿积蓄的粮食拱手让给敌人，我们自己却要远道运粮，这很不是办法啊！”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队到齐后再前进，还是不听王基的上奏。王基对自己的部下说：“将领在外指挥军队，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接受。敌人得到对敌人有利，我们得到对我们有利，这样的地方在《孙子》上叫做争地。南顿就是这样一个兵家必争之地！”于是自行做主挥师占据南顿。毌丘俭等从项县出发也想争夺南顿，出兵十来里，听说王基已捷足先登，又退回项县。当时兖州刺史邓艾屯兵乐嘉，毌丘俭派文钦率兵袭击邓艾。王基知道他们已分散了兵力，立即出兵进逼项县，毌丘俭惨遭失败。

文钦等被平定后，王基升任镇南将军，指挥豫州各路军队，兼任豫州刺史，晋封安乐乡侯。他上疏要求从自己的封邑中分出二百户给叔父的儿子王乔，封王乔关内侯，用来报答叔父的养育之恩。朝廷下诏特许。

诸葛诞反叛，王基以镇南将军的身份代行镇东将军的职权，指挥扬州、豫州各路军队。当时大军在项县，朝廷认为敌兵精锐，让王基停下来修筑营垒坚守。王基一再上奏请求出兵讨伐。碰上这时孙吴派大将朱异来援救诸葛诞，驻扎在安城。王基接到诏书，要他率军转移占据北山。王基对部下众将说：“而今我们的营垒已经修筑坚固，兵马即将在此会合，只消严加防备不让敌人脱逃就行了，如果再转移到险峻的北山，会使敌人有机会突围冲出。那时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收拾好局面。”于是依据情况的需要又上疏说：“现今我们与敌人对峙，应当像泰山一样岿然不动。如果这时又转移到险要的北山，则军心有可能不安，使形势大受损害。各路军队在这时应各自据守深沟高垒，人心安定，不能动摇，这是目前统领军队最要紧的事。”报告上奏后，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大将军司马昭进兵占据丘头，部署包围，各有所统。王基指挥城东、城南二十六支分队，司马昭向自己的下属发布指令说：“你们进入镇南将军王基的辖区时，一律不准向他派遣任务。”城中的敌人粮食吃尽，昼夜进攻包围的营垒，王基迎头痛击，大破敌军。

攻下寿春后，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：“起初人们议论纷纷，要求转移到北山的人极多。当时我没有亲自到场察看，也认为应当如此。将军深算利害，坚持正确意见，以至上违诏命，下拒众议，终于战胜敌人。即使是古人所叙述的战例，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”

司马昭这时想派众将率精锐部队深入孙吴辖地，招迎唐咨等人，乘此机会造成扫荡孙吴的局势。王基劝谏说：“以前吴将诸葛恪乘着东关的大胜利，全部调动江东的兵力，包围合肥新城。城没有攻下来，自己的军队却死伤过半。蜀将姜维借洮水战胜之势，轻兵深入，军粮供应不上，结果大军在上邽覆没。每当大捷之后，上下轻敌，轻敌则考虑困难不充分。而今敌人刚刚在外吃了败仗，内患又未平息，正是他们思虑专一严加防备的时候。另外，朝廷大军出动作战已经超过一年，人人都盼着回家，现今俘获和杀死十万叛军，罪人诸葛诞也抓到了，历代作战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获全胜的事例。武皇帝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，自以为收获已多，不再追击，就是怕万一受挫会丧失威风啊。”司马昭听后才罢兵。

因为淮南地区刚刚平定，朝廷转任王基为征东将军，指挥扬州各路军队，晋封东武侯。王基上疏辞让，把功劳归给自己的参谋和下属，于是他军府中的长吏、司马等七人都得以封侯。

这一年，王基的母亲在京城洛阳去世。朝廷要求暂不把消息让王基本人知道，派人把王基父亲王豹的遗骨运到洛阳与王基母亲合葬；又追赠王豹为北海郡太守。甘露四年（公元 259），王基转任征南将军，指挥荆州各路军队。

常道乡公曹奂即皇帝位，增加王基食邑一千户，加上以前的共五千七百户。前后又分封他两个儿子为亭侯、关内侯。

景元二年（公元 261），襄阳郡太守上奏说吴将邓由等人要求投降。王基接到朝廷诏命，要他借此机会出兵进攻孙吴。王基怀疑其中有诈，于是紧急派使者乘驿站马匹赶往朝廷陈述情况，又上奏说：“嘉平年间以来，朝廷内部变故不断。现今的当务之急，是稳定国家，安抚百姓，不应当轻易兴师动众，谋取对外作战的胜利。”司马昭回信说：“和我共事的人，多是曲意逢迎，很少有人坚定不移向我充分说明道理和实情。确实感谢将军的忠诚厚爱，常给我规劝指示，我决定依照您的意见办理。”后来，邓由果然没有来投降。

这年王基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为景侯。他的儿子王徽继承了爵位，早死。

咸熙年间设立五等爵位，因为王基在魏朝功勋卓著，改封王基的孙子王廙，又把东武县其余的民户封给王基的另一儿子，赐他关内侯爵位。

晋朝建立以后，皇帝下诏说：“已故司空王基不仅品德突出功勋卓著，而且为人清廉高尚，不经营私人产业，长久担任重要官职，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真是身死之后品行更加显扬，足以激励风俗。现在赐给他家两个奴婢。”

评论说：徐邈清廉高尚，宽宏通达。胡质操守清高，坚定纯洁。王昶开创大业，拯救社会。王基学业品行坚贞清白。他们都承担了镇守一方的重任，留下美名建立功绩，可以说是国家的良臣，一代的优秀人才了。